在历史里,台北城

 

在历史里,台北城

★城的所在.人的故事

回顾老台北城的历史,逾一百三十多年来,围绕着这座「城」的故事,正诉说着这座岛屿上,历代核心治理与文化正典的流播。在老台北人的记忆里,城内、城东和城南口,这些意涵深厚文化正统象徵的场域,大部分区域皆隶属于今中正区的範畴。这里是全台的文教、政治和经济中心,从清领、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的统治,它不仅拥有全台最密集的文教机构和中、高等学区,更是国家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和各级文化单位群聚的中心。

历史上政权的更迭起落,在这里先后都留下了人文印记。历代在此区域生活的人们,无不深受正统教育与文化氛围的陶养。知识菁英的聚集,历代辉煌而古雅的建筑,更象徵它曾引领台北走向现代化城市的先锋地位。

★同化与日本化

日治时期,这里是以在台日本人为主的生活区域,不仅现代化设施完备,周边亦不乏咖啡馆、西餐厅、料理亭、唱片行、剧场、戏院等休闲娱乐场所,城中的商业区(今衡阳路、博爱路延伸到西门町一带)亦是繁荣,三层洋楼林立,至于城南和城东,则座落着一幢幢整齐的日式宅院,生活环境雅致,是当时全台最优质的日式住宅区域。由于文教统治的需求,这里也成了日本帝国施行殖民教育、推动同化政策的核心重点区域,例如担纲日本国民教育的「台湾教育会」即座落在城南,另外透过汉字「同文」进行台日「同化」统治策略的传统诗社聚会,也在城内及城南举办,总督府以邀约台籍士绅共同吟诗之名,分别在城内总督官邸和城南「南菜园」总督别庄,举办「东阁吟会」、「穆如吟社」等全岛诗人吟会,并由汉学者如猪口安喜、籾山衣洲等人主持全岛徵诗,编辑成《东阁唱和集》、《南菜园唱和集》诗集。

★文艺启蒙

一九三○年代,是日本帝国在岛上的殖民功绩,达到最颠峰的时期,台湾在日本统治近四十年来,岛内各项建设逐具规模,各地抗日事件几已平息,帝国在台湾也逐渐培养出接受完整日本教育的青年与壮年世代,他们不仅学习了现代知识与技能,更深受国际思潮的引领,在文学、艺术和音乐领域,已才华洋溢,蓄势待发。

1934年,在日本发展已颇有名气的音乐家江文也,再次回到他的故乡台湾,在台北城内,他看见现代化的学校、建筑气派的总督府和图书馆,欧式的博物馆、庄严的神社、腹地广大的植物园、象徵城市「中央公园」的新公园、以及正在积极建设的公会堂(今中山堂)。江文也感到震撼,抑不住潜藏内心的讚叹,把身为斯土斯民的荣耀感,创作为华丽跃动的音符,写成了第一号钢琴曲〈城内之夜〉,日后又改写成管弦乐交响曲《台湾舞曲》,这首曲子,即是他1936年在德国柏林奥林匹克竞赛中,获得佳作奖(honourable mention)国际殊荣的作品,也代表台湾殖民地出身的音乐家,已超越日本作曲界的成就,首次跃上国际舞台。

江文也(1910~1983)曾与其他日本作曲家代表日本参与1936年柏林奥运的艺术竞技,获得佳作奖,是奥运艺术竞赛得奖纪录唯一的东方人。

1935年,总督府为了向世界列强展现帝国实力,夸耀统治台湾的成果,盛大举办一场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大型国际博览会──「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」。展览场馆遍及全台各地,规模耗大,足以媲美当时欧洲万国博览会,其中第一、二主场馆,即位于今台北中正区内,亦是全台佔地最广大的两个主场馆。博览会的开幕式在公会堂里举行,而从公会堂出来,沿三线道(今爱国西路)到小南门之间,包含植物园、公卖局、南门工厂(今台湾博物馆南门园区)等地,都是博览会的第一会场;第二会场则设于台北新公园,包括周边博物馆及附近街区。展览除了向欧美、日本、桦太、朝鲜、「满洲国」、华南、南洋等地进行海外宣传外,也安排各地学校师生和士绅贤达前来参观,盛况空前。然而这场因夸耀殖民统治而举办的博览会,儘管展示着总督府现代化治理的功绩,但对于居住在台北的台籍知识分子而言,新建设的另一面,则是对汉民族传统空间和旧文化的斲伤,在朱点人的作品〈秋信〉及郭秋生短篇小说〈王都乡〉中的「城殇」书写,都诉说了对博览会所象徵的帝国殖民权力的批判。

1935始政40周年台湾博会会场鸟瞰图

相较于城内与城南「政治/文化统制」的正统地位,城东较亲近于庶民生活样貌,由于城东「高商、商业、商工、第二中学校、第二高女」的规画,是以培育年轻法、商、实业知识人才为导向的「学校街」,加上周边多为实业导向的植产试验场、樟脑会社、专卖局酒工厂、畜产会社等机关,因而城东多为日本庶民与台籍知识菁英所共同生活的场域。例如日籍作家池田敏雄亦是自幼生活于此,开展了他对文学创作与台湾民俗的兴趣,日后也娶了台籍「文学少女」黄凤姿为妻。池田敏雄在就读台北第一师範学校时,也创作短歌,和同样关注民俗文学和儿少文学的日渊武吉,共同发行同人誌《原生林》。

此外,台籍作家龙瑛宗,则是在就读台湾商工学校(今济南路的「开南商工」)时,透过当时风行的「円本」(日币一元一本的便宜价格),展开了文学生涯的首站。同样曾经就读商工学校的作家王昶雄,除了文学写作外,日后更在音乐家吕泉生的鼓励下创作台语歌,〈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〉便是他与吕泉生合作的代表作。当时还有另一首流行民间的台语歌谣〈月夜愁〉:「月色照在,三线路,风吹微微,等待兮人,哪未来?」则是由邓雨贤重新编曲、周添旺填词,歌词中的「三线路」,即是日治初期,利用拆掉台北城墙后的空间,改筑由安全岛分隔三车道的道路,大致等同于今之中山南路、爱国西路、中华路、忠孝西路。在一九三○年代的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,可以想见年轻的小情侣,漫步在三线道上,享受「东方小巴黎」的浪漫情景。

然而好景不常,台北昇平繁华的盛景,却随着日本军国南向侵略的步伐,无奈捲进战争动员的深渊,岛屿顿时沉寂了下来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美军加入二次世界大战,日本帝国持续消耗,终至节节败退,到了战争末期,殖民地台湾也迭遭盟军轰炸。,空袭声不绝于耳,盟军大举在台北市区轰炸,美军锁定今中正区为攻击核心,猛烈展开轰炸,这场空袭,以城内、城东和城南口最为严重,台北四处断垣残壁,烟硝瀰漫,伤者悽声惨烈,亡者血肉模糊。

台北大空袭中,正在台北放送局(今台北二二八纪念馆)担任军乐编写播放工作的吕泉生,仓皇躲入新公园内的防空壕,幸运逃过一劫。然而空袭结束后,吕泉生亲眼目睹空袭后惨状,震慑不已,他费力把几位伤患送往台北帝大附属医院,但其中两人就在运送中,眼睁睁断了气,让他内心更加悲痛哀悽。

那一夜,吕泉生余悸犹存,想着生离死别,原是紧繫于毫髮之际,战争如此残酷,这次他死里逃生,但不知在家乡的妻儿,是否安好?他辗转难眠。

往后几个午夜梦迴的夜里,他在「灯火管制」下,依凭着微弱的小光圈,拿起五线谱,想着妻子,想着稚儿天真无邪的微笑,一面写,一面哼,写成了这首日后不断被传唱的台湾经典摇篮曲:

婴仔婴婴睏,一暝大一寸;婴仔婴婴惜,一暝大一尺
摇子日落山,抱子金金看,你是我心肝,惊你受风寒

战争到了最末,整个都会区迭遭轰炸,战火烟硝迷离,炮弹炸毁多处帝国殖民时期辉煌的建筑、官舍和市街,熊熊之火把台湾曾经最美丽的梦土烧融,也湮灭了台湾文艺第一个黄金时代。

1945年,日本战败,日本人多数遭受遣返。归入中国版图的台湾,在,于中山堂(前公会堂)举行「重归祖国大会」,会场内插满了中华民国的国旗,台籍士绅上台演说,广场挤满了欢天喜地的台湾人。儘管终战了,但真正属于台湾文化界的挑战,才刚要开始。

1946年,台湾文化界主动发起成立「台湾文化协进会成立大会」,大会在中山堂举行,与会者几乎囊括全台文化菁英,共四百余人士参加这场盛会,文化人无不以重建台湾文化为使命。台湾文化协进会在中山堂设了办公室,分批举办多场文化界座谈,分别从教育、文学、文化、音乐、美术、戏剧等面向,积极开设研讨和全台座谈会,试图为战后台湾的文化复原,不分本省与外省人,共同摸索出可行的道路。

然而在此之际,岛内军民冲突益加激烈,官方贪腐事件频传,民间物价飙涨,使得族群政治的对峙,日渐风声鹤唳。,因大稻埕私菸查缉纠纷,至隔日衍生爆发全台民众抗争冲突的「二二八事件」,数个月后,事件尚未平息,全岛已进入了戒严……

此时的台湾文化界,更是深切关心着台湾的未来,战前许多滞留在中国的文化人,亟欲期待返回台湾,他们辗转寻求各种管道,打听返台的航程,或在港口暂时落脚,每日前往码头等候船位,试图碰碰运气。1948年张我军在台湾写信给在北京的林海音,提供有关台湾社会状况和物价的消息,而林海音和夫婿何凡,儘管知道台湾局势仍未安定,但已决定返回台湾。经过数度辗转周折,林海音先带着一家老小六口,搭船回到了台湾,何凡随后来台。

和众多从中国来台的文化人一样,林海音渴望多了解自小离开的家乡,刚抵达台湾没几天的她,便买票带家人参观当时正在举办的「台湾省博览会」。

林海音购买的「台湾省博览会」入场券。(台湾文学馆提供)

,台湾省政府为了庆祝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三周年,举办了台湾史上第二次的博览会──「台湾省博览会」,会场位于今中正区内,主场馆在省府大厦内(今总统府),共有五个会场,其中除了第三会场在新公园里的台湾省博物馆内,其余皆围绕着主场馆周边广场举办,博览会除了展品陈设、商品贩售外,亦配合之话剧、戏剧、舞蹈、歌舞、歌仔戏、音乐演奏会等表演节目,展览期间,民众参与热烈,吸引42万次的人潮参与。

二二八事件之后,藉由博览会的举办,省政府一方面宣扬国民政府接收后的建设成果,另一方面也试图弭平岛内族群政治冲突的伤痛。由于此区位居台北城的核心,历来一直是统治者宣示政策、展示功绩的重要场域,而生活在其间的市民,亦多是接受国家正典教育的菁英人士,但令人玩味的是,在权力最严密的地方,却也是新思维最容易被启发之处。例如牯岭街的旧书摊,正满足了知识分子对岛内戒严以外世界的求知慾望,在这里可以寻到左翼书籍,也可以寻见日本人留下来的旧迹遗墨,在亮着泛黄灯泡的旧书摊里,知识分子正狂喜蒐阅着那些在政治正确的教育体制下,被当局禁锢的书报文字。又例如曾经在日治时代做为殖民地「国语教育典範」的「台湾教育会馆」,在战后美援时期,曾经是美国新闻处所在地,它在岛内戒严的年代,是一处提供台湾知识分子,得以认识世界知识的最佳窗口,成为培育台湾本土文化人得以迈向世界、学习欧美现代文艺思潮的启蒙地。

「中正区」,这是上个世纪最后十年,人们赋予台北城内、城东和城南口一带,又一个新的命名。由于这里涵纳了众多属于这座城市的记忆,因此儘管历来不同世代人们,总使劲要让新的覆盖过旧的,但历史终究无法任谁一把抹尽。因它早已珍藏进老台北人的生命经验里,也早已被时光紧紧烙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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